披头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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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BEATLES比较出名的几首歌，各是谁创作的，谁主唱的？
• 2、披头四是什么？
• 3、什么是音乐学

BEATLES比较出名的几首歌，各是谁创作的，谁主唱的？

1958年，英国利物浦青年约翰·列农（John Lennon,1940～1980，主唱兼节奏吉他）组织了一个乐队，参加这个乐队的有当地青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生于1942年，贝司兼主唱）、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1943～2001，主音吉他)和另外两位青年。乐队曾几经易名，开始起名为"甲壳虫"（Beetles），最后列农故意把Beetles拼作Beatles。1962年，另外两名青年先后离队，林格·斯塔尔（Ringo Starr，生于1940年，鼓手）加入其中，"披头士"的四名队员从此固定下来。1961年，利物普唱片公司的老板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发现了他们的巨大潜力，成了他们的经理人。首先,他所做的事情是包装"披头士"的外形：长头发、无领四扣的上衣、烟囱似的长裤子和矮靴子。1962年，EMI下属的"帕洛风"（Parlophone）唱片公司经理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与"披头士"签约，并与同年9月发行《爱我吧》（love me do，例23）和《附言：我爱你》（P．S．I love you）两首歌曲。1963年3月又推出一首《请让我愉快》（Please，Please me），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登上了榜首。同年由"帕洛风"发行的其他歌曲如《从我到你》（from me to you）、《他爱你》（she loves you）、《我想握住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接连获得第一。"披头士"因此而名声大振。11月，"披头士"被邀请在皇家综艺剧场参加演出，英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都出席了现场。1964年，"披头士热"传到了美国，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差不多成了披头士的天下。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披头士的声音。同年，他们的第一部电影《辛劳之夜》（A hard day's night）放映，同样引起了轰动。影片的主题歌使"披头士"荣获当年格莱美最佳演唱小组奖。1965年6月，"披头士"还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的不列颠帝国勋章。
到此为止，主要是"披头士"的早期活动。从他们的歌曲中可以看到，早期的风格都比较简单、明快、无忧无虑，而且还便于舞蹈，在艺术上缺乏创新。
到了1965年末的时候，"披头士"已经取得了很少歌星能够取得的优越地位：不管他们演什么，听众都能接受。听众认为："披头士总是对的。"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胆实验，摆脱流行音乐的老一套，从而对摇滚乐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在这个时候，麦卡特尼和列农的不同个性开始显露出来。保罗·麦卡特尼是保守的、易动感情的，渴望给人快乐，愿意顺从习惯的；约翰·列农是反叛的、进攻性的，酷爱讽刺，擅长文学，而且在音乐上没有那么高的天分。
1965年，麦卡特尼完成了一首歌曲《昨天》（Yesterday，例24），并采纳乔治·马丁的建议，用弦乐四重奏形式来伴奏。很快这首歌就登上了排行榜榜首，而且据统计，至今它的翻唱版本已超过了2500多种，创历史之最。但是，列农并不喜欢这首温柔的抒情歌曲。接着，他们推出的三张专辑《橡胶灵魂》（Rubber Soul）、《昨天和今天》（Yesterday and Today）、和《左轮手枪》（Revolver），实验成分逐渐加大，表现了"披头士"已从早期在歌曲中大呼"耶、耶、耶"，开始过渡到艺术上追求专业技巧、力求更加精致的阶段。
《橡胶灵魂》 首先从封面上看就与前不同。"披头士"四个人的面孔都有点变形，这种多多少少的超现实手法暗示了后来被称作"迷幻摇滚"的音乐。专辑中包括了《单字》（The word）、《米歇尔》（Michelle）、《在我的生活中》（In my life）等歌曲，其中另一首歌曲《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中运用了印度的西塔尔琴（Sitar）而独具特色。
第二张专辑《昨天和今天》仅在美国发行。其中《哪里都不去的人》（Nowhere man）的歌词受民谣摇滚的影响，显示了更多的社会评论的性质。
在第三张专辑《左轮手枪》中，《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使用了弦乐八重奏形式，这种歌曲从很多方面预示了后来发表的《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的风格。通过这三张专辑的制作?quot;披头士"积累了大量录音棚实验的经验，于1967年推出了他们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这张专辑由"披头士"与管弦乐队合作，在制作人马丁的监制下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制作而成。它不仅是"披头士"长时间艺术探索的鼎盛之作，同时在摇滚乐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佩伯军士》是一套组歌，共12首歌曲。标题曲《佩伯军士》不仅是组歌的开始曲，也作为统一全曲的主题反复出现。这里的佩伯军士实际上就是代表"披头士"乐队自己，他们在一种迷幻音乐会的气氛中进行一系列的演唱。比如《缀满钻石的天空中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歌名几个单词的开头字母LSD即明显暗示了此曲与麻醉药有关，歌词中又出现了各种迷幻景象，但是列农辩白说，这是从他4岁大的儿子的绘画中获得的灵感。音乐上每段节歌都是从三拍子转到四拍子的叠歌，在摇滚乐中是首次出现拍子的转换，这使歌曲不再具有通常摇滚乐的舞蹈性质。录音效果上运用了加大混响和正常人声的对比等等。《拥有你，失去你》（within you without you）则显得缺少规整，乐句长短不匀；从整体上看，迷幻成分较浓，给人带来一种类似催眠的效果。《当我64岁的时候》（when I'm sixty-four）是麦卡特尼为他刚过64岁的父亲而写的，歌曲把人们带回到30年代类似拉格泰姆的风格中。《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是最后一首曲子，歌词明显地涉及吸毒，内容比较消极，表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厌倦，因此引起了听众的争议。
总的来说，《佩伯军士》是流行音乐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创举，此专辑荣获1967年格莱美最佳唱片奖，但这也成了"披头士"乐队走向散伙的转折点。
《佩伯军士》以后，"披头士"的道路开始出现滑坡。首先，经理人爱泼斯坦于1967年因吸毒过量而去世，给"披头士"带来了不祥的预兆；而后，乐队内部出现矛盾。特别是列农结识了日本先锋派艺术家大野洋子（Yoko Ono）后给他的生活和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列农常把时间花在与她的合作上，而对"披头士"的事情也不再那么热心了。尽管如此，在"披头士"解散以前，除了一些单曲如《嘿，裘德》（Hey Jude）、《革命》（Revolution）外，还是发行了三张专辑：《披头士》（The Beatles）、《修道院路》（Abbey Road）和《顺其自然》（Let It Be）。
《披头士》专辑是一套双张唱片，封面是全白的，故又名《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白色专辑》共30首歌曲，风格极不相同，其实这张专辑并不是乐队的集体创作，只是把个人的作品巧妙的凑到了一起而已。比如：《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是一首主流摇滚歌曲；《为什么我们不在路上这么做》（Why don't we do it in the road）采用的是传统的节奏布鲁斯演唱风格和12小节布鲁斯曲式结构；《蜂蜜馅饼》（Honey Pie）是一首古老的波普歌曲复制品；风格最特别的是列农创作并坚持放在其中的《革命之9》（Revolution 9），它的长度超过了8分钟，由各种各样的声音拼接而成；接着同样是列农创作的《晚安》（Good night），是由管弦乐伴奏的一首地道的波普歌曲；《无情的浣熊》（Rocky Raccoon）是一首幽默的叙事歌，由麦卡特尼创作并演唱，用原声吉他和口琴伴奏。《白色专辑》在音乐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专辑排行榜上获第一名，持续9周。
《修道院路》的标题指的是百代公司（EMI）的录音棚所在地，"披头士"在那里录制了大量的作品。像《白色专辑》一样，四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作品，由整个乐队演唱并演奏。这张专辑中包括了哈里森的《某事》（Something）、《太阳出来了》（Here comes the sun）；列农的《一起来》（Come together）、《我需要你》（I want you）；麦卡特尼的《哦，亲爱的》（Oh，darling）、《因为》（Beause）等歌曲，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使《修道院路》成为"披头士"最畅销的专辑，在排行榜上连续11周夺冠。
《修道院路》以后，"披头士"再也没有聚集在一起录制专辑。1969年，列农和大野洋子发行了一首单曲《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1970年5月，斯塔尔发行了专辑《多情的旅程》（sentimentai journey），麦卡特尼和哈里森也都忙着准备自己的专辑。显然"披头士"的成员们已经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1970年4月，"披头士"的又一部电影《顺其自然》（Let it be）上映，同时也发行了同名专辑。这些歌曲实际上都是一年以前录制的，"披头士"成员们谁也没兴趣对它投入精力，最后由美国一位制片人帮着编辑、混合而成，但是专辑的主打歌曲《顺其自然》中以"柱式和弦"为主要伴奏织体的方法被日后的摇滚乐队普遍采用。
"披头士"从成立到解散共创作歌曲约200首，其中有强劲的主流摇滚（Mainstream Rock）、先锋派摇滚（Avant-garde Rock）、迷幻摇滚（Psychedelic Rock）、交响摇滚（Symphonic Rock）以及轻松愉快的摇滚小曲等各种风格。主要题材是爱情，也有些歌词（主要是后期）涉及社会事件、人际交往、怀念家乡、和平友爱、药物体验以及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或无意义的意识流歌词等。他们继承了摇滚乐头十年的成果，以自己的创造和革新，丰富和发展了摇滚乐，把摇滚乐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摇滚乐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娱乐音乐，它有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东西，更多的隐藏在音乐背后的东西。60年代成长起来的英美两国的年轻人，很少不与他们的歌声发生联系。可以说他们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趣味、服装发式、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披头士"的出现使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摇滚乐现象，以及摇滚乐的音乐和歌词，以致后来大学里也开设了摇滚乐课程（这在60年代初还是不可想象的）。
1970年"披头士"解散以后，乐队成员作为个人继续活跃在摇滚乐坛。四人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是麦卡特尼，他和他的妻子组建?quot;双翼"（Wings）乐队，其中发行的很多专辑都很受欢迎。列农的日子则更带传奇色彩。他与妻子大野洋子组建了"柔顺的洋子"（Plastic Ono）乐队，并于1971年离开英国移居美国纽约，而后卷入各种政治活动，并创作了如《权力归于人民》（Power to the people）等歌曲，同年发行的专辑《遐想》（Imagine）可能更好地代表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1975年，列农为了和妻子、儿子安静地生活在一起，放弃了一切公开的音乐活动，整整5年没有露面。1980年，他再次复出，发行专辑《双重幻想》（Double fantasy），使乐迷们欣喜若狂。不料，就在当年的12月，在曼哈顿自己公寓前，列农被一名患有精神病的歌迷枪杀身亡，时年40岁。

2．"披头士"的创作手法
1966年以前，摇滚乐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喧闹的音乐，具有较快的、强烈地4/4拍子，一般化的旋律、缺乏新意的歌词、三个和弦的和声；一首曲子的长度约2分半钟左右；结构简单，包含了很多重复。但是，到了1967年下半年时，这种老的模式被打破了。到60年代末，任何摇滚乐队，只要它有足够的创造性，可以奏出任何声音，基本上没有限制。虽然，其他摇滚乐手也对此做出了贡献，但是，主要的贡献却来?quot;披头士"。

（1） 节拍、节奏与速度
传统的摇滚乐的节拍一般都是一贯到底的4/4拍，很少有例外。而在"披头士"的歌曲里，不仅有2/4、3/4、6/4等节拍，还有各种节拍的混合使用，转换十分自如。如：《你所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中的一个片断，是3/4拍和4/4拍的混合（例25）。
再如《黑鸟》（Black bird）中的节拍转换更为自由，3／4拍、4／4拍和6／4拍交替出现（例26）。
流行歌曲中很少使用的5/4拍但也能够在"披头士"的歌曲中找到，如《早上好，早上好》（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例27）。
各种节拍的混合使用，使得歌曲的节拍重音律动飘忽不定，所以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
在歌曲的节奏处理上，"披头士"善于运用各种时值的"节奏连音"来改变节拍单位的固有时值，使节奏变得更为生动。如《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t fields forever）中的一个片断（例28）。
在这个片段中，除了常规的八分音符三连音外，还有四分音符的三连音，再加上正常时值的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在短短的几小节中出现如此多的节拍单位，这在传统的摇滚乐中是十分罕见的。
人为地改变正常节拍中的重音位置，造成一种节奏上的暂时"离调"，这是爵士乐中常用的手法。?quot;披头士"的歌曲中，这种手法也时有所见。如《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伴奏中的一个钢琴片断（例29），
它通过对重音的改变，将节拍律动由4/4拍暂时改换成了3/16拍。
从速度上看，传统的摇滚乐大都比较快，人们认为中速和慢速只适合于流行歌曲，"披头士"对此也进行了突破。《一起来》（Come together）和《负重》（Carry that weight）都是"份量"较重的摇滚歌曲，但其速度只有每分钟80拍，《我需要你》（I want you）向来被认为是"重金属"的先驱之作，每分钟却只有45拍。

（2） 曲式结构
直到60年代初，大部分流行歌曲和摇滚乐仅采用有限的几种曲式，如：
a．12小节布鲁斯曲式
前奏 |12小节| 12小节| 间奏 | 12小节| 尾声 ||
b．AABA曲式
前奏| A | A | B | A | 间奏 | B | A | 尾声 ||
又如，乐句长度为4小节，全曲长度约2分钟左右等等。在披头士的早期创作中，有许多歌曲的结构也都是遵循以上几种模式。随着创作个性的日趋成熟，他们开始摆脱了这种限制。
首先，他们的歌曲篇幅加长了。如《生活中的一天》，五分多钟；《我需要你》，有七分半；《革命之9》（Revolution 9）超过了八分钟。
当然，通过反复来拉长歌曲的篇幅，这是最简单又常用的方法。"披头士"的《嘿，裘德》和《我需要你》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的许多歌曲是通过不同段落的对比组合来建立一个较为庞大的曲式结构的。如《生活中的一天》（例30），曲式结构图如下：
---A--- -B- - A'-
结 构：前奏 + a1 + a2 + a3 + 间奏 + b + a4 + 尾声
小节数： 4+4+2 4+5 4+5+3 5+5+10 4+5+3
这是个十分独特的结构。从主题材料上看，这首歌有两个主要音乐材料：a与b，构成一个带再现的三段体结构ABA'。然而，从整个篇幅和音乐发展的逻辑上看，这首歌似乎又是一个二段体：A+B、A'。再看A、B、A'每个部分的内部结构又各不相同，形成了一个变化丰富而又高度统一的曲式结构。
这首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乐段打破了以4小节及其倍数（8、12、16等）为单位的方整结构。如a3乐段由一个4小节乐句和一个5小节乐句再加上一个3小节的补充乐句而构成。B乐段更为奇特，是两个5小节的乐句加上一个11小节的托腔而构成。
这种非方整性的乐句、乐段结构与上面介绍的"节拍转换"一样，也是"披头士"的常用音乐语汇。如著名的《昨天》的结构就非常独特（例31）。
它是一个七小节的乐段，由一个3小节乐句和两个2小节乐句构成，形成一个3+2+2结构的乐段。这个乐段看似奇怪，但演唱起来却十分自然流畅。 （3） 和声与调性
在"披头士"以前，除了"沙滩男孩"，绝大部分的摇滚乐在和声方面也都比较简单。通常只用自然大调的三个基本和弦 I 、IV、V，而"披头士"的和声既不同于传统的"12小节布鲁斯曲式"中所用的 I-IV-I-V-I 的和声序列，也不同于流行歌曲中的 I-VI-IV-V 的进行方式，而是别出心裁，进行大胆的探索、革新。
在和弦的运用上，他们突破了流行歌曲以"自然音和弦"为主的传统，广泛运用各种类型的"变体和弦"。如《永远的草莓地》中的第一段（例32）。
较多地使用变体和弦，会使音乐的调性发生游移，这种调性游移的和声手法在大型的古典音乐作品中用得比较多，但是在结构短小、曲调简单的流行歌曲中却是极为少见的。
"披头士"还善于将各种非"功能"性的调式化和声语汇用于创作中，使作品的和声呈现出丰富、清新、奇特的面貌。如《为凯特先生的善行》（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Mr.Kite）中的第一句,除了IIm、V 两个和弦属于C大调，其余三个和弦均来自同主音小调（例33）。

（4） 音色与配器
"披头士"在节奏、曲式、和声等音乐技术上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对普通听众来说，最为吸引他们的可能还是音色的运用。
从演唱上看?quot;披头士"最主要的音色是人声。主唱约翰·列农和保罗·麦卡特尼都有着较强的音色变化能力。在《昨天》（Yesterday）、《漫长而曲折的道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中，麦卡特尼的声音温柔而抒情；在《哦，亲爱的》（Oh，darling）和《为什么不在路上这么做》（Why don't we do it in the road）中，他的声音又变成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式的喊唱风格。再如列农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中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中采用了一种懒洋洋的"迷幻式"唱法，但有时候他的声音却非常干净，有时也变得非常的粗犷。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披头士"的阵容为主音吉他、节奏吉他、贝斯和鼓。但是，他们在制作唱片时，经常加入其他的乐器以加强作品的织体结构。如：
《昨天》（Yesterday）中运用了弦乐四重奏；
《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中运用了弦乐八重奏；
《你得藏起你的爱》（you've go hide your love away）中运用了长笛；
《因为》（Because）中运用了古钢琴；
《潘尼小巷》（Penny lane）中运用了短号；
《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中运用了铜管乐队；
《为凯特先生的善行》（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Mr.Kite）中运用了管风琴和低音口琴；
《蜂蜜馅饼》（Honey pie）中运用了双簧管；
《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中运用了管弦乐队。
除了常规的西洋乐器外，"披头士"还在歌曲中运用了许多印度的民族乐器。如：
《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中的西塔尔琴（Sitar）；
《拥有你，失去你》（Within you，Withuot you）中的塔布拉鼓（Tabla）和迪尔鲁巴琴（Dilruba）等。
为了丰富作品的表现力，"披头士"的歌曲中还时常融入各种自然音响。如：
《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中飞机的轰鸣声；
《早上好，早上好》（Good morning，Good morning）中的鸡叫声以及各种动物的鸣叫声；
《黑鸟》（Black bird）中的鸟鸣声；
《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中的各种嘈杂声等等。
"披头士"在音乐手法上的创新，对当时和后来的摇滚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披头士"在摇滚乐历史上被誉为"最伟大的乐队"，他们授之无愧

披头四是什么？

The Baetles

吉他手：John Lennon

贝斯手：Paul McCartney 学子网

吉他手：George Harrison

鼓手：Ringo Starr

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也译作“披头士”或“披头四”）可以说是摇滚乐史上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一支乐队。披头士是在50年代后期由John Lennon（吉他手），Paul McCartney （贝斯手），George Harrison（吉他手）在英国的利物浦组建。鼓手Ringo Starr在1962年披头士第一次正式录制唱片前加入这支即将震撼世界的乐队。

甲壳虫乐队经典曲目：

1. Love Me Do

2. From Me to You

3. She Loves You

4.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5. Can‘t Buy Me Love

6. A Hard Day‘s Night

7. I Feel Fine

8. Eight Days A Week

9. Ticket to Ride

10.Help!

11.Yesterday

12.Day Tripper

13.We Can Work It Out

14.Paperback Writer

15.Yellow Submarine

16.Eleanor Rigby

17.Penny Lane

18.All You Need Is Love

19.Hello Goodbye

20.Lady Madonna

21.Hey Jude

22.Get Back

23.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

24.Something

25.Come Together

26.Let It Be

27.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他们在全球都非常有影响力，伊丽莎白都曾接见过他们

什么是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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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musicology，是研究音乐的所有理论学科的总称。音乐学的总任务就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它们的本质及其规律。如研究音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等；研究音乐的物质材料的特点的，有音乐声学、律学、乐器学等;研究音乐形态及其构成的，有旋律学、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等作曲技术理论；还有从表演方面来考虑的，如表演理论、指挥法等。
从各个方面对音乐进行学术探讨，古已有之，古希腊的阿里斯提得斯·昆提利安(约2～3世纪)即曾在《论音乐》的著作中试将音乐分为理论、技术及演出三大部分。真正考虑将音乐分门别类进行专门研究，并加以体系化，从而形成音乐学这门学科，则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一般以F.克吕桑德于1863年所编《音乐学年鉴》作为西方近代音乐学的发端。克吕桑德在该刊第 1卷的序文中，强调了音乐研究应具有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同样水平的准确性与严密性。
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G.阿德勒发表了论文《音乐学的领域、方法及目标》，将隶属音乐学的各种门类划分为两大部门，第一部门为历史音乐学，包括音乐通史与各种专业史；第二部门为系统音乐学，包括可应用于音乐不同领域的法则，如研究和声、节奏、曲调的法则，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音乐教育学与教学法，对音乐民族学及民俗学的比较研究等。另外又列出这两个部门的辅助学科，如历史部门的文献学、传记学、史学、文学史、哑剧及舞蹈史等；体系部门的音响学、生理学、逻辑学等等。他的分类法成为以后德奥系统音乐学分类的基本依据。
迄今为止，音乐学已出现多种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H.里曼在《音乐学概论》中将音乐学分为5个部门，即音响物理学、音响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理论及音乐史研究（比较音乐学）。里曼体系的特点是强调了音乐史与音乐理论，认为音乐美学是理论中一种思辨的学科，而音乐理论实际上接近于应用音乐美学。H.J.莫泽尔(1889～1967)则将音乐学按4个方面的关系来分类，即：①哲学的音乐学，即音乐美学。②自然科学的音乐学，其中包括音响学、音响生理学、音响心理学、音乐工艺学。③民俗学的音乐学，包括比较音乐学与乐器学。④精神科学的音乐学，即西洋音乐史。至于狭义的音乐理论则列为实践方面的理论，与上列各项并列。莫泽尔体系的特点是将音乐学与一般艺术学联系起来，而以音乐史为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最为流行的则是 H.-H.德雷格尔(1909～1968)的体系。他于1955年提出的分类是：①音乐史，包括记谱学、乐器学等；②体系的音乐学，包括音乐声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等；③音乐民族学与民俗学；④音乐社会学；⑤应用音乐学，包括音乐教育学、音乐治疗学、音乐评论、音乐工艺学等。此外，美国音乐家协会也曾于1955年将音乐学的对象规定为从物理、心理、审美及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一门知识，并按此原则来考虑分类的方法。由于着眼点不同，对音乐学的分类方法也各有不同。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二、具体科目 音乐学可系统分为：
音乐美学 音乐社会学 音乐心理学 音乐民族学 比较音乐学 音乐教育学 音乐治疗学 音乐史学 音乐考古学 音乐形态学 律学 音乐声学 音乐创作 音乐表演 音乐欣赏 音乐评论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三、音乐分析 在对西方当代各家音乐分析理论进行评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音乐分析的性质及历史发展作一番整体考察。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音乐分析这一领域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它们存在于一切音乐分析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不能说是明确、肯定的，而且只要音乐分析继续发展，人们便会就这些问题不断提出诘问。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1.音乐分析的对象 在目前所见到的有关音乐分析的方法论反思论述中，最有系统、也最具权威的是英国音乐学家安·本特〔Ian D．Bent，1938— 〕为《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所撰写的“分析”〔Analysis〕长条。我的评述将以本特为出发点；但并不局限于本特的观念。
在对音乐分析的本质界定中，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确定它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成问题：音乐分析的对象自然是音乐作品。然而，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个答案便难于让人满意了。
音乐由于其材料的特殊性质，它“不是如在化学分析中那种可感、可量的液体或固体。因而，音乐分析的对象不得不被认真审视；它或是乐谱文本本身；或（至少）是乐谱所投射的声响效果；或是作曲家在创作时的内心音响；或是表演家的演绎结果；或是听者对一次表演的历时体验。所有这些范畴均可能是分析的对象。”本特的这段议论直导问题的中心，他逼迫我们不得不蹙眉深思。需强调的是，这种刨根问底式的反思井不是无聊的智力游戏。虽然音乐分析家并不一定明确对其回答，我们在分析实践中也不一定对这些问题有清醒意识，但实际上分析的对象取舍无时不在进行，而这种取舍又无时不对分析本身发生着影响。
当然，音乐分析不需像音乐美学一样要对“音乐的存在方式”这一哲学命题做出解答。作为一个经验／实践性的学科，分析更关心的是与本身实际密切相关的答案。本特的发问以非常实际的口吻确立了音乐存在的几种常态方式：乐谱文本、乐谱文本所代表的音响、作曲家的内心构想、表演家所实现的音响以及听者所体验到的音响。显而易见，音乐的这些存在方式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我们都知道，乐谱只是一种惯例符号，它与实际音响在某些方面相去甚远，而且它远不足以精确记录音乐的每个细节；我们对乐谱的音响想象可能与作曲家的内心音响或某一表演家的演绎结果都不相同。于是，音乐分析宣称自己以研究作品为已任，而“作品”究竟是什么还须谨慎考虑。
本特认为“所有这些范畴均可能是分析的对象”似乎有点过于放纵。从理论上讲，音乐存在的一切方面确都应当被仔细分析。然而理论的推断在具体实践操作中是要大打折扣的。仅举一例，我们怎样知道作曲家的原来内心构思？我们又怎样才能以客观、明确的方式对这种构思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似乎除了遗留手稿这个相对可靠的基础外我们只能从完成作品的谱面文本中去推测。请注意，遗留手稿和完成作品在这一关联中的共同因素是：乐谱。看来，对于音乐分析而言，最便捷、最可靠、也最常见的研究对象是乐谱。其原因不言自明，乐谱具有其他音乐存在方式所不具备的实在的“可感、可量”性。
作曲家布列兹〔Pierre Boulez〕曾直言不讳地将音乐分析定义为“对乐谱本身的认真研究”。由于音乐分析是一种理性化的、系统性的理解音乐的手段，它必然要以乐谱这个音乐中最具“理性化”的存在方式作为稳定的基石。但是，音乐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艺术，它的诸多方面、诸多信息是不能全然被“理性化”的，至少乐谱并不能完全清晰地体现音乐。因此，音乐分析必须时刻警惕“乐谱至上”的倾向，必须努力在分析过程中考虑那些乐谱所不能体现的音乐维度。并且，即使在面对乐谱时，分析也应依靠富于音乐感的耳朵／听觉，而不能只相信眼睛所看到的结果。否则，分析便会歪曲、甚至误导我们的实际音乐体验。看似富于逻辑、头头是道，实则离题千里、谬误百出，某些分析理论家恰恰便掉人了这个陷阱。
虽然音乐分析以乐谱作为中心对象这一点没有多大疑问，但音乐分析家们对乐谱本身的认识及着重点都有很大差异。由于他们的音乐观不同，他们对乐谱的分析着眼点也随之不同，因而产生了各家自己的音乐分析理论及方法。本特说，“……分析家们……仅仅一致同意乐谱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们以此为起点去企及各自不同的音响构想。”对象相同，结果相异，这无疑是音乐分析之所以吸引人们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2.音乐分析的任务 如果说关于音乐分析的对象我们还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关于它的任务便众说纷纭了。本特在他的长篇大论中甚至从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论述音乐分析的特性以及将分析与美学、作曲理论、历史学、批评等其他音乐学科进行比较时，本特有时旁敲侧击式地触及了这一问题。他相当肯定地指出，分析即“将某一音乐结构化解为较简单的组成要素，并探讨这些要素在该结构中的功能作用。……它的出发点是现象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诸如生平事实、政治事件、社会条件、教育方式以及所有那些组成该现象周围背景的其他因素）。”
在本特看来，音乐分析主要从事的是对作品结构的化解、描述和比较。分析专注于作品的内在固有结构，它试图仅以“纯音乐”的方式把握音乐，而暂时排除对音乐之外任何因素的考虑。它通过对音乐构成的逐一剖析，通过各种要素的仔细鉴别和比较，进而明确这些要素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最终求得对音乐结构（可是一部作品，也可是一组作品）中组织规律的认识。分析的特色在于它的客观性、完整性与系统性。本特甚至断言，“分析倾向于努力获得自然科学的性质”。
如果分析真的能够达到自然科学般的严密与逻辑，音乐的神秘与费解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从现有的音乐分析理论倡导者的信念看，本特的断言与事实并无多大出入。虽然分析家们也承认音乐中确有某些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面，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体系或方法触及到了音乐结构的本质规律。关于他们各家学说的成败或正确与否我们在以后各章将逐一评说。在此我们先来考察，分析家们在音乐结构中寻找规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音乐分析的任务所在。
“寻找规律”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我们之所以认识了某一个事物或某一现象，正因为我们把握了它的内部组织规律或形成规律。“所谓‘规律’，也即‘法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它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客观规律，并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也许分析家们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和信念，宣称他们找到了音乐内部结构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不是别的，就是他们各自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与模式。
至此我们产生了疑问：这些理论框架与模式真是音乐结构的规律么？如果是规律，为什么各家说法不一、相互矛盾呢？音乐作品是一种人文、社会现象，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规律”是否适用？音乐是人创造的，难道它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能被改变的？在这样的层层质问下，我们很快就会觉察并醒悟，音乐分析所谓的“寻找、揭示规律”是有点胆大妄言的。充其量，分析家所提供的解释是假说，是需经过音乐经验的检验的理论设想。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假说和设想便斥之为欺骗或臆造。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已不断证明，理论，包括一切科学理论，实际上都是某种有待改进或甚被“证伪”的假说。但是，假说虽然会发生错误，我们却须臾也不可没有假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假说——理论给予我们以概念框架、实施工具等方面的巨大支持，我们在面对庞杂的对象时便会不知所措，甚至毫无头绪。为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分析家总是和音乐技术理论结下不解之缘，为什么音乐分析总以理论、方法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阵营。理论是分析的前提，而分析是理论的具体化实施。
于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分歧：分析到底是为理论提供例证，还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具体作品。分析家们关于这一点意见相当不统一。极端的理论家甚至认为分析是一个隶属于音乐技术理论的子学科，不应该有独立的地位。虽然分析应尽可能深入、全面地解剖作品，但分析的最终任务是为理论所阐述的“规律、法则”提供实际例证。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是首要考虑，对作品的分析是为理论服务的。相反的意见认为，分析有其自在的独立品格，它以理论框架为出发点，最终要完成的是真正说明、解释个别作品的结构特点。理论只是起点，终点应是个别的、具体的作品。显然，理论应为分析服务，而不是相反。理论、方法应照顾到具体作品的个性随时做出调整，而不能削足适履式地固守理论的完整性。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兼音乐学家科恩〔Edward T. Cone，1917— 」富于挑战性地说道：“通过仔细研究，优秀的作品总是会自然显露出为理解它自身所需的分析方法。”
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音乐学者，我对科恩的立场持同情态度。如果音乐分析只是证明先在的理论，而没能有说服力地解剖作品，这种分析在我看来价值有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科恩的论点虽然值得同情，却缺乏有效的可行性。如前所述，人们实际上不可能在毫无理论框架的支持下从事具体分析。如果真像科恩所说，每部优秀作品都应具有自己独有的分析方法，那么音乐分析这一领域也就会分崩离析而不复存在。
其实科恩在他自己的分析著述中远不像他声称的那样绝对。虽然他的文章以对具体作品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洞察著称，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被动的描述——观察家。相反，他不仅在分析中常常触及理论的关键，而且还刻意花费力气对分析理论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建设。事实上，理论原则与具体作品之间的紧张永远存在，音乐分析所要努力的也许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必须要以理论原则为前提，但是我们也必须随时准备在具体作品的生动性和复杂性面前，不断对理论原则做出调整、补充甚至改变。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而音乐分析的发展史表明，这种“动态平衡”并不容易得到维持。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3.音乐分析的历史发展 在20世纪之前的历史发展——兼论曲式分析的来源与局限
把握一门学科的便捷途径是学习它的发展历史。对于音乐分析而言，简述它的历史发展不仅将为我们提供进入这门领域的必备背景知识，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前两节所讨论过的本质问题。历史的具体上下文会赋予这些问题以更切实、更鲜明的特性。
一般讲，分析的历史是隶属于音乐理论史的，因为在音乐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求知方式在19世纪末建立之前，它的诸多萌芽潜藏在音乐理论的著述文献中。
我的简述不准备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而将注意力放在本世纪前分析是如何从音乐理论中逐渐显露、发展这一中心线索上。同时，特别考察曲式分析——我们目前所普遍采用的分析方法——的历史根源及其理论前提。
本特将分析的“史前史”追溯得相当早——11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僧侣已开始引用真正的音乐来说明、区别调式。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分析指的是对个别作品的描述与说明，而这是相当晚近才发生的。“分析的出现，像许多其他的音乐学学科一样，是与‘作品’[composition]的逐渐发展紧密相连的。‘作品’不仅仅被视为写下的乐谱，而且被视作某一特定个体所创造的东西，并且在某些方面表达着那个个体的人格。”由此可见，“作品”这一具有现代感的概念的产生与定型是分析出现的一个重要准备。从这一角度看，15世纪末的法兰科一佛兰芒音乐理论家廷克托里[Joannes Tinctoris，1435一约1511」特别值得一提，他用componere和compositor两个术语区分了即兴的音乐与记谱的音乐，从而确定了谱面文本是作品存在的首要依据。
文艺复兴向巴罗克的转折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演说修辞学说极大地影响了音乐的理论思辨。
人们开始将修辞学的原则与术语转借到音乐上来，并形成了音乐作品的“形式”概念。在这其中，德国理论家、作曲家勃麦斯特〔Joachim Burmeister，1564-1620〕尤为重要。在1606年出版的《音乐诗艺》[Musica poetical]一书中他不仅在历史上第一次给音乐分析给出了明确定义，而且仔细地分析了拉索这位刚过世的作曲大师的一首五声部经文歌“in me transierunt”，“成功地确定了该作品的结构并解释了作曲的方法”。在整个巴罗克时期，修辞学原则影响极为深远，但理论家的兴趣更多是以修辞学为作曲家实践提供指导而不是为分析已有作品提供帮助。
从17世纪至18世纪，理论文献中引用、分析实际作品的例子越来越多，但理论家仍然并不因为某部作品有审美价值、受人尊敬而对之进行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中，分析是为了给作曲或演奏的学生提供实际指南。因此，这些教科书性质的著述中偏重简单、片断性的例子，和我们现在的和声、对位等教科书不无相象之处。可以说，分析虽已存在，但它还没有独立的意识。
随着启蒙思潮的到来，哲学／思想家日益意识到审美和艺术的独特品性。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在18世纪末已普遍为人接受——即艺术，特别指艺术作品，它的主要功能是唤起人们的愉悦美感。美感的来源不是艺术的道德或社会内容，而是作品的形式完美。
审美观念的“现代化”极大地影响了音乐的思想、创作及理论。正是从这时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伟大的音乐作品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可以超越历史从而具有永恒的魅力。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伟大作品找到创作的可靠途径成了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此，自18世纪末以后，理论文献中不断地引用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来说明某些特定的和声组织、乐句结构或形式设计。有的文献，例如比利时理论家莫米尼[J—J．de Momigny，1762—1842〕对莫扎特 d小调弦乐四重奏K．421第一乐章的分析，其深度和篇幅之长至今仍令人惊叹。对于分析的历史而言，这些数量逐渐增多的对实际作品、特别是大师著名作品的认真讨论为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其影响至本世纪也未见衰竭。我们今天一般所熟悉的、在音乐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曲式分析正是这一遗产的产物。
追溯曲式分析的来源及其复杂历史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我们可以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曲式分析的形成及思想前提，由此获得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分析方法的历史透视，并进而理解20世纪对这种分析方法的不满及超越。
曲式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支柱是各类曲式结构的“模型”。一般而言，曲式分析所做的是将一部给定作品“套”人先定模型，并根据先定模型为给定作品规定归属及特性。这种方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和框架，使人们在着手观察复杂、众多的实际作品时能够化繁为简、去异存同。虽然确实有很多作品很难被套入现有模型，但曲式模型作为一种分析简便工具是不容怀疑的。
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曲式模型产生的原本动机并不是为了分析、理解过去的音乐，而是为了新作品的写作提供参照依据。从18世纪末以来，作曲的教学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原来那种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逐渐转至“工业化”的学校课堂教学。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教科书式的作品结构模型以指导学生的实际创作。在这种需要的刺激下，各种规范性的曲式模型被规定下来，以便教师指导学生“仿照”。
在这个传统中，奥地利理论家考赫[H．C．Koch，1749—1816]是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创始者。他在其重要著作《作曲引论》〔Versuch einer Anleitung zur Composition，1782-1793〕中提出，先在模型给一部作品制定一个蓝图和最突出的特征，艺术家根据这个模型，完成构思设计，最终精心阐述出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他还准确、明晰地规定了下列模型的蓝图和特点：加沃特舞曲、布雷舞曲、波洛涅兹舞曲、小步舞曲、进行曲、众赞歌，等等。很明显，考赫的“模型”不仅仅有“曲式”的含义，还涉及到体裁、节奏、旋法等诸多其他的方面。
进入19世纪后，“曲式模型”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定型。这条线索通过捷克理论家莱夏[A．Reicha，1770-1836]、德国理论家马克斯[A．B．Marx，1795-1866〕和奥地利的车尔尼[K．Czerny，1791-1857]传给19世纪末英国的普劳物[E．Prout，1835—1909」、德国的里曼〔H．Riemenn，1849一1919」和美国的该丘斯[P．Goetschius，1853—1943]，并在很大程度上渗入到本世纪音乐教育的一般性教学中。我国高等院校中目前通行的曲式课教学不言而喻正是建立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
应该指出，在曲式模型理论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家学说的观点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不是指那种对某一作品的曲式归属意见不一的争吵，而是指对曲式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等这些更根本性的问题的论辩。我们前已提到，曲式模型理论的创始人考赫对曲式所持的观念实际上是非常宽泛而富于弹性的。马克斯也竭力想避免曲式的“普罗史汝斯忒斯”〔Procrustes]性质——削足适履、强迫就范，因而他非常强调艺术家的独创性和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车尔尼却相信曲式类型像自然界的物质种属一样，是不可更变的。他甚至断言：“作品必须属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种属；……音乐中只存在有限的不同曲式的数目。”19世纪曲式理论中已存在的这种内在冲突已经表明，曲式分析虽然影响广泛、行之有效，但随着人们对音乐认识的日益加深，它的不足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
进入20世纪后，专业音乐家开始从各个角度对19世纪的曲式模型理论进行抨击。从音乐作品的审美本性来说，曲式模型忽视了每个个别作品的独特性质。对于作品而言，我们更感兴趣的恐怕不是它们的共性。而是它们各自相异的地方。曲式理论的中心框架是各类固定的结构模式，而作曲家在创作时所考虑的关应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先在的模型。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发现，19世纪中所谓的“奏鸣曲式”、“回施曲式”的定义并不符合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创作实际情况——比如说，海顿的奏鸣曲式中经常没有一个对比性的“副部”（或称“第二主题”）。更具深刻洞察力的研究学者指出，曲式分析“主要涉及音乐的表层，缺乏分析工具去探索音乐本身更深层的内在动力或某一个别作品的独特品质。”
曲式分析中的模型结构理论愈来愈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这种分析方法的另外的方面也未能幸免同样的批评。如果说传统曲式分析中模型结构理论是用于考察作品的整体形式框架，那么它对作品的具体材料的说明则主要集中于两个侧面：乐句组织与和声解释。在上面已对曲式模型的学说发展做了一番批评性的叙述后，我们对曲式分析后一方面的内容的历史性审视将使我们获得更完整、清晰的图景。
在目前曲式教学中常见的“数小节”以及“x＋y”的乐句组织描述其实也起源于曲式模型理论的创始人考赫。作为古典时期音乐思维的代言人，他的乐句结构理论建立了一种有理可依的“音乐语法”，并提供了一整套完备的描述术语。“乐节”〔Einschnitt]、“乐句”〔Satz]、“乐段”〔Periode]等现今仍在使用的概念在考赫的理论中已有了精确的定义。他对乐句之间的连接、组合方式进行了深入地观察和思索，由此所提出的对称、比例原则以及乐句的扩展及压缩等观念都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音乐分析理论发展。
考赫的乐句理论遗产同他的曲式模型学说一齐被19世纪发扬光大。仔细考察这个方面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理论／分析家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描述乐句、乐段之间的简单相加或并列关系，而是力求说明乐句组织的内在逻辑以及乐句进行的时间动力。在这其中，德国大学者里曼可能做出了最独特的贡献。里曼根据音乐节奏的“弱-强”心理感觉建立了“动机”[Motiv]的概念，并以此发展出了一套确定乐句连续逻辑的术语及表达符号。在节奏、节拍这个音乐分析历来最薄弱的环节中，里曼的学说至今仍未失去意义。但可借的是，他的乐句结构理论在以后的曲式分析中并没有得到全面和完整的继承。
也许曲式分析到后来是一种主要用于普通教学或一般性音乐描述的方法手段，因而原先复杂的理论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步“稀释”和简化，以便人们掌握与操作。整个乐句结构的分析理论的发展便反映出这样一条轨迹。这也许是曲式分析的一种不幸。另一方面，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手段被曲式分析很快吸纳，变成了具有显赫正统地位的分析工具，至今仍发挥着巨大功效。我这里特别指曲式分析中对和声材料的解释手段：罗马数字和声标记法。
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这种和声分析法首先是巴罗克的数字低音实践的遗物。虽然数字低音作为一种表演实践的辅助记谱手段原本并不是分析工具，但由于它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和弦中的音程组合因而被后人借用。然而数字低音不能区分和归纳和弦性质，不能说明和弦关系，更不能解释音乐的和声——调性中心。于是，19世纪初的德国理论家哥特弗德·威柏[Gottfried Weber，1779-1839]发展了罗马数学标记法以克服上述的问题，从而开创了和声分析的新纪元。威柏这一传统的影响力之巨大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所学过的和声学便清楚了。
就这样，乐句组织的解剖和罗马数字式的和声分析变成了曲式分析中说明具体材料时的两个主要手段。它们支持着曲式模型的框架，反过来也被曲式模型所影响。众所周知，乐句结构与曲式模型的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和声又是决定曲式段落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曲式模型的归属判定以及乐句组织与和声材料的图表加数字表示，我们似乎基本上把握了一部作品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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